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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

文章發起人:lily   開始時間:02-08-2007 22:54   回應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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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隱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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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隱逸情況

《後漢書·逸民列傳》雲:“易稱‘遁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雲性分所至而已。”這是對隱逸文化的一次總結和評述,其中提及的“不屈潁陽之高”、“終全孤竹之潔”即為堯舜和商周之際的許由及伯夷、叔齊等人。可見,“自從華夏民族有了文明社會,有了政治,有了從政的現象和意識起,”隱逸現象就已經出現。而許由及伯夷、叔齊等人則成為隱逸的鼻祖。

傳說黃帝欲有巢氏繼任,有巢氏避居於樹,黃帝欲將帝位讓給許由,許由逃于潁水之陽,堯又召他為九州長,許由認為這話玷污了耳朵,於是到水邊洗耳。“洗耳”也就成為華夏民族最早的“歸隱情結”的一種別稱。

許由、巢父都只能說是傳說中的隱士,作為信史正載的歸隱者,當屬伯夷、叔齊。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叔齊,無疑成為中國隱逸文化的精神領袖,其所歌吟之辭,也就成為了中國“歸隱文學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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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先秦的隱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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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的隱士

由上古先秦時期到兩漢時期,隱逸從“少數人的行為,嬗變成為廣大士大夫階層的行為”。[20]正史中較早單獨為隱者作傳,當屬《後漢書》。《後漢書·逸民傳》記載了多位元隱士逸民的有關歸隱的情況,《後漢書》注者則將抽象的隱逸道德,分屬於具體的歸隱人物,它們是“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謂逢萌之類也”,“四皓之類也”,“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梁鴻、嚴光之流”[22]等六類,此正可以看作《後漢書》對於此前隱逸者的隱逸動機和隱逸內涵的分類。

兩漢時期的隱逸行為,主要集中在戰亂的末世。其中,在西漢末期和東漢末期分別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隱逸行為。《後漢書·逸民列傳》中介紹了西漢末年之後的狀況:“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23]對於兩漢時期的隱逸史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資料。它指出,西漢末年,由於“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引起士大夫階層的極大憤慨“士之蘊藉義憤甚矣。”因此,遠離政治統治中心,歸隱山林,成為一時的時尚。到了光武帝劉秀建功立業的時候,隱逸者的地位空前高漲。能否徵求得隱士來從政,成為穩定大局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人們說的“舉逸民天下歸心。”隱逸者的政治地位空前高漲。嚴光當屬典型。據《後漢書》載: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複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24]

 

嚴光由“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到“狂奴故態”,投劄口授,再到“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直到“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帝終不能屈之。其中的緣由固然因為與光武帝當年“同遊學”的特殊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恐怕是當時“舉逸民天下歸心”的風氣所致。他的氣節也為歸隱者贏得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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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先秦的隱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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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六朝的隱逸風氣與現象

到了魏晉時代,終於形成希企隱逸的風尚。隱逸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風氣之盛,可謂空前絕後。其時隱者隊伍特別龐大,據《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和《北史》中隱逸傳所載,隱士就有80多人。隱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一種朝野、士庶普遍追求倚重的思想行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為士人普遍的觀念;“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25],為時人之共識。“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26],被視為名言。一大批士人,懷抱利器,自甘淡泊,隱居山林不出。朝廷又屢屢徵召,禮遇有加。宋武帝禮遇周續之,梁武帝禮遇陶弘景,都是隱逸風氣下君主禮遇隱士的佳話。“君主徵召隱士,虛懷以待,自然有‘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的政治目的,但也表明了統治者對隱逸的肯定和推崇。”[27]在此風氣下,無論高門貴族,官僚富豪,還是寒門之士都有避世隱居的願望和要求。可以說,六朝士大夫文士們不管是身體力行、投身山林者,抑或只是心嚮往之,他們在思想上都標榜山林,希企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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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先秦的隱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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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逸诗的产生和六朝隐逸诗创作

1.楚辞中的隐逸意识与隐逸诗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而言,先秦时期虽然也有伯夷叔齐作为隐逸文化的奠基,或者更早还有传说中的许由巢父的洗耳颍水之滨,有批判孔子的长沮桀溺等隐士,有楚狂接舆对孔子的忠告;在哲学方面,有老子、庄子退避无为的道家学说等等;文学方面,有伯夷叔齐隐逸者的歌唱,但是,它们显然是微弱的呼喊。只有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屈原《楚辞》的出现,隐逸文化才开始其光辉的里程,隐逸诗歌也才步入华夏文化的正轨。

屈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道路的第一个里程碑,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令后人为之倾倒,从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中知识者特立独行、清高操守的人格象征。在他那里,“先知先觉的人生操守,与他内心深处潜意识的远逝自疏式的隐逸追求,与他强烈的美政思想构成了巨大的矛盾统一体。”[33]他把这一切的思想和行为,以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诗体给以高妙艺术的体现,这就是《楚辞》。

在屈原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贯穿着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是进还是退,始终是他的内心苦闷所在。“正是由于他的仕进从政的理想与物质权力欲望全然无关,所以他才会时时有隐逸自疏之想,而时代进取精神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又使他不能放弃和退避,才有了最后的悲壮的殉身行为。”[34]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上屈原与隐逸者遥遥呼应,在《离骚》中,他写出了自我的这种矛盾心境:“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35]屈原设想一种独善其身的道路,说自己既然“进不入以离尤兮”,既然自己的忠心耿耿不被理解,那就索性“退将复修吾初服”,也就是回到从政以前的状态。但是,“屈原的本质精神是进取”,[36]所以,他的“退将复修吾初服”,也就不过是一句牢骚话,更确切地说,是他精神世界深处的彷徨。

在《涉江》中,屈原描绘了流放地溆浦的情景。此时的屈原,远离政坛,孤独远处,不是自疏,而是被流放。《涉江》中描写的凄凉、悲哀、萧瑟、恐怖,成为以后刘安《招隐士》的先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避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37]

    溆浦之地,高山蔽日,深林猿啼,使诗人一到此地,便“迷不知吾所知”,在“深林杳以冥冥兮……云霏霏其承宇”的描绘中,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听到诗人内心深处的哀叹,可以感受到诗人独居此地的悲哀。但是,诗人不断申述的,是不曾改变积极用世的初衷:“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这与后来陶渊明等隐逸诗人的情趣大相径庭。这正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早期历程。

从《离骚》、《涉江》发展到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隐逸诗歌的创作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招隐士》是《楚辞》中的一篇,虽署名刘安,其实并非刘安本人所作,而是他所领导的文学集团——淮南小山所作。“无论刘安,还是刘安手下的这个文学集团,都不是隐士,甚至与归隐情趣大相径庭,他们对政治权利有着疯狂的欲望。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他们创作了这篇《招隐士》,与隐逸者,或说是与隐逸文化、隐逸精神进行了对话。”[38]其中的“招”字有“招还”、“招归”之意,意同《楚辞》中《招魂》的“招”,《大招》的“招”。《招隐士》一文,极力描写了隐士所居之地的阴暗凶险,旨在说服他们回归世俗,脱离山林: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兮轧,山曲,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碕礒,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靡,白鹿麇兮或腾或倚。
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漎。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39]

 

此作直接承袭的是屈原和宋玉的风格,但它没有《招魂》、《九辩》那样的强烈感情,也缺乏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全诗基本上都在描写隐居之地的阴森恐怖,而隐士居住其中却无意返回世俗社会。所以在叙述了隐遁山林的苦况与险骇之后,诗人以局外人的立场,向王孙(隐士)发出走出山林,回归世俗的请求“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不难看出,在诗人的心目中,世俗生活要优越于隐遁山林,隐逸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受到贬斥。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在先秦两汉时期,隐逸虽然作为士人的一种高雅的行为而受到尊重,但作为隐逸文化的反方,也仍有反归隐的空间。“在魏晋之后,随着隐逸地位的日益提高,士人可以在行为上汲汲奔走,在宣言上,却难以出现直接的反归隐。”[40]因此,《招隐士》成为后来许多文人的反其意而用之的原始典故。

与《招隐士》不同,东汉张衡的《归田赋》则展示了一幅与现实官场相对立的田园山水风光。赋中的景物描写不再阴森恐怖,而成为作者超尘脱俗自觉意识的说明。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应该秉承老庄思想,回到自然中去。只是,现实生活中张衡并没有真正归隐,“归田”是他假想的出路而已,赋中的自然景物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表现,具备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因此,《归田赋》是对先秦两汉以来隐逸意识的一次超越,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隐逸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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