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01 wrote: | |
貼出全文
畫說二二八
撰文 : 李筱峰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間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傷亡慘重﹑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做為台灣的子弟﹐有義務要了解它﹐並記取歷史的教訓。
憧憬新時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開花。一週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的軍事佔領﹐但是﹐當時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當時一般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大多抱持歡迎的態度﹐並以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沒有的熱烈心情﹐迎接來自大陸的國民政府。例如﹐曾經在日本時代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人士﹐如陳炘﹑葉榮鐘等人﹐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張燈結彩﹐以迎接國民政府﹔全島各大市鎮都有當地青年自動自發組織地方團體﹐用來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日本留下的敵產﹐以便讓國民政府能順利接收。
「新總督府」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政府卻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好像日本時代的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的出現之後﹐都失望地戲稱它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被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首先讓台灣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而且外行領導內行。
唐山客寶島行大運
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因此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大陸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暑的二十一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殺害了)。再者﹐在長官公屬的三一六名中層人員中﹐台省籍人士只有十七人﹐其餘二九九名都是大陸人士。於此可見﹐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待的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到失望。
大陸人士壟斷權位之後﹐緊接著是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花蓮法院也類似如此﹔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一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省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局長的二房姨太太謝吟秋來補缺﹔高雄有一所學校﹐新任劉姓校長上任之後﹐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識字的老師﹐原來這位不識字的老師是校長的岳父大人。這種現象﹐在日治時代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治時代也有這種差別待遇﹐但差別尚沒有這麼大。
差別待遇還不要緊﹐外行領導內行才更叫人咄咄稱奇。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
「五子登科」的「劫收」
以上的不平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按中國在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專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來到台灣的接收人員﹐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員﹐多係貪污之流…﹐或公財私用﹐或敵產擅賣﹐或浮報不實﹐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賭場﹐全無節用愛民﹐經國濟世之舉措﹐其腐敗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劫收」後的政治﹐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叫人目不暇給的醜聞﹐令台灣人痛心疾首。
「掠奪」式的經濟
在經濟方面也同樣全面的壟斷。代表著當時統制經濟的兩個機構﹐一為專賣局﹐一為貿易局。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台的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亂發﹐一漲再漲﹐甚致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總之﹐「光復」後的台灣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F.H.Michael和G.E.Taylor在其合著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所說的:「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Looted)﹐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
官兵變強盜
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四起。尤其是「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見1946.10.28[民報]設論<要預防年底的危機>)而更令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駐在台灣的軍隊﹐紀律敗壞﹐經常欺擾人民﹐當時的軍紀到底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當時軍紀的一段回憶：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張拓蕪，<我走過那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載《大成報》，1990.11.21副刊。)
這些魚肉人民的軍隊﹐正是一年前台灣民眾熱烈迎接的「祖國」的部隊﹐怎不叫台灣人民從原來陶醉在「光復」的氣氛中﹐猛然驚醒呢?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這些事件﹐隨時都有可能引爆成大規模的騷動。
分道揚鑣的歷史軌跡
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其實﹐台灣與中國在近代的發展上﹐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台灣的歷史上充滿著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島貿易的商業根性很強﹐尤其自清末劉銘傳推行新政以來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發展﹐台灣在近代化的腳步上﹐超前中國大陸很多﹐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試舉數例說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是中國人口的1.2%﹐卻使用其23%的電量容量裝置。一九四三年一個台灣人平均使用的電量﹐是一個中國人平均使用電量的233倍﹔若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比較﹐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是71.3%(山地更高達86.4%)﹐同年的中國只有43%左右(這個數字還可能比實際偏高)。從這些比較﹐可知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再話下。因此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硬將他們「統一」在一起﹐便很容易產生摩擦﹐引起衝突。所以﹐二二八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絕非偶然。
事件由香煙引爆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
全台蜂起
廿八日上午﹐群眾赴專賣局抗議﹐衝入台北分局﹐將許多文卷﹑器具擲出到馬路上焚燒﹐並且打傷三名職員(一說死一人)。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不料公署陽台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至此﹐勢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動﹐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警備總司令部宣佈戒嚴。由於青年民眾進入廣播電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省廣播事情發生的原委﹐並呼籲各地民眾起來響應﹐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擴及全台﹐全島各大市鎮皆發生騷動﹐憤怒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的怨懣﹐陳儀宣佈戒嚴﹐軍憲則開槍鎮壓民眾﹐雙方傷亡頻頻傳出。各大城鎮的青年﹑學生﹐及退伍軍人組成的臨時隊伍﹐試圖控制軍警單位的武器彈藥﹐但他們大都是臨時起事的烏合之眾。較具規模的是活躍於台中一帶的「二七部隊」(以事件係二月廿七日發生而得名)﹔而較激烈的衝突﹐則是發生在嘉義水上機場包括阿里山鄒族原住民及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與駐守機場的國府軍的的攻防戰﹔高雄市內火車站附近也有青年學生與國府軍隊之間的對抗。
在協商桌上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應允﹐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仍頻聞槍聲﹐於是有人提出非難﹐認為開槍均由警察大隊所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隊﹐但沒有結果。
三月三日﹐改組擴充後的處理委員會再開會﹐商定軍隊於十八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青年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
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決議再擴大組織﹐在各地組織分會。推派代表往見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要求禁止部隊再出現街頭。並向省內外廣播事件經過﹐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並無其他任何目的。
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明白揭示「改革台灣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縣市以各縣市的參議會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分會﹐也已紛紛成立﹐爭相開會討論﹐並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
行政長官陳儀﹐對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請兵來台。
由於有處理委員會的居間協商﹐呼籲各地民眾不可胡亂毆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騷動(除嘉義一帶)已逐漸平息。但是﹐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的一面之詞﹐完全不理會台灣民間團體代表的上電請願與建議﹐在勢態已逐漸平息的三月五日﹐卻貿然決定派兵來台。由劉雨卿所率領的第廿一師﹐已在此日接獲蔣介石的命令﹐準備出發開往台灣。
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被整肅前的純真要求
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在紊亂的會議中﹐通過宣傳部長王添燈所提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提出具體的善後處理方案及政治改革方案。除三十二條要求外﹐會中又追加十條要求﹐獲一併通過﹐其中包括取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
這三十二條(外加十條)的要求﹐經向陳儀提出﹐陳儀再未及詳細讀完其內容﹐就將將之擲地﹐震怒拒絕。陳儀為何此時開始翻臉不認帳?因為他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已經出發﹐即將抵達台灣。因此他有恃無恐﹐不再理會他原先所認可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大軍壓境‧腥風血雨
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四十二條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國府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當時正在碼頭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來的軍隊的掃射。三月九日廿一師進入台北﹐繼而向南挺進﹐在各地展開鎮壓與屠殺﹐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隨即被陳儀宣佈為非法組織而被命解散。參與開會的許多社會領導菁英﹐也開始被列為清算整肅的對象。
在軍隊抵台進行的鎮壓與屠殺中﹐當局雖然捕殺了許多直接參與暴動與反抗的份子﹐但是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師﹑作家﹑醫師﹑記者﹐也幾乎在同一個時段裏被捕遇害。而許多平日敢於直言不諱的民間報刊﹐如 <民報>﹑<人民導報>等﹐也遭陳儀當局查封。
三月廿日﹐長官公署開始在全島各地展開所謂「清鄉」的行動﹐以連坐法的威脅﹐要求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在「清鄉」的過程中﹐各地不斷有人被捕槍斃﹐且多未經公開審判。台灣到處充斥著冷冽的肅殺之氣。
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總共死傷多少人﹐至今仍無精確的定論﹐不過﹐最常聽到的講法﹐死亡人數約在一萬至兩萬人。
受傷的亞細亞孤兒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黑暗與光明的時代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在﹐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
歷史還會重演嗎？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的民主化﹐內部要發生類似二二八的衝突﹐幾乎不可能﹐然而﹐面對中共霸權的對台統戰，二二八的歷史，仍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成果﹑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
且讓我們拋開「統一」的政治神話﹐對內，我們族群間要和睦互重﹔對外，攜手團結，走入國際社會﹐建立獨立新國家﹐避免類似二二八的悲劇重演。
|